“文革”初期的华国锋
发布日期：2025-05-22 14:38 点击次数：97
文章由苗长青撰写咱们得聊聊这事儿。其实意思就是说，苗长青他有篇文章，内容挺值得琢磨。他写的那些东西，我虽然不能全复述出来，但大致意思我能给你说明白。他主要讲的是一些观点和看法，都是挺实在的东西，没有那些虚头巴脑的。他说的话，都很接地气，就像是咱们平时聊天一样，只不过他是用笔写下来的。他写的那些内容，中心思想很明确，没有绕来绕去的。每一段都是围绕一个主题在展开，让人一看就能懂他在说啥。而且，他用的词都很准确，不会让人产生歧义。总的来说，苗长青写的这篇文章，挺有深度的，但又不会让人觉得晦涩难懂。他用很直白的方式，把复杂的事情给讲清楚了。咱们要是想了解他的观点，直接读这篇文章就行，不用加啥额外的解读。
1966年5月份，“文革”风波突起。那时候，华国锋是湖南省的副省长，还是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的一员，他碰上了一段特别不容易但又很关键的人生阶段。
【遭到批斗和关押】
1966年5月，全国陷入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在湖南这边，大大小小的学校都纷纷宣布不上课了，全力投入到“文化大革命”里。学生们打头阵，开始反对他们口中的“修正主义”。校园里，到处都是学生们贴的大字报，他们还自发组织了红卫兵，到处找学校领导和老师的麻烦。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这些宣传地方，也开始批判湖南大学的副校长魏东明、湖南师范学院历史系的副主任林增平等人。
之后，这股风潮很快席卷了整个社会，各个单位都开始狂热地搜寻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和“反动学术大佬”。结果，好多有才华、有成就、有名望的科学家、大学教授、作家、艺术家、编辑、记者等都被拉出来批斗了。
在1966年的8月，一场重要的会议在北京悄然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次会议不仅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还明确了文革的目标：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以及批判那些属于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重点则放在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身上。在这场会议的期间，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毛泽东写下了一篇名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央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一说法似乎暗有所指，让人们不禁联想到刘少奇、邓小平等人。
8月12号那天，湖南省委开了二届十三次大会，会上省委临时负责人王延春和书记处书记华国锋给大家讲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事儿。大家听完，特别是听了毛泽东那篇《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心里都挺忐忑的，琢磨着自己会不会也被归到那个“资产阶级司令部”里头，会不会哪天也被“炮打”。
之后，情况变得愈发糟糕，大家的怒火主要集中在了“声讨”那些被认为是“走资本主义路线掌权者”的身上。街上时常能看到游行队伍，党政机关遭到冲击，批斗大会一个接一个。在9月9号到12号这几天，长沙的一些高校和工厂矿区的反对派，在东风广场接连开了好几场大会，王延春也被叫去公开检讨。
中央做了个决定，把之前当过湖南省委第一书记、那时候还是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张平化，给调回了湖南，继续当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一到长沙，第二天就跑到了湖南大学，参加了个群众大会。他自己站上去，先做了番自我批评。可话刚说完，就被批斗了。人家给他脖子上挂了个黑牌子，让他站在主席台上，低着头，弯着腰。
面对这摊乱局，华国锋心里头很犯愁。他恼火地讲道：“这哪像什么革命啊？简直就是往人身上泼脏水！”他心里憋屈极了，连着好几天都睡不踏实。他叹着气说：“这些个造反派，谁在前头干活儿，他们就冲着谁来。张平化没回那会儿，他们主要盯着王延春不放。张平化一回来，他们立马调转枪头对准张平化。更可气的是，中央文革那些人还觉得乱得不够火候呢。”
后来，湖南省有不少领导都挨了批，各级政府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了。
11月中旬那会儿，华国锋因为太过操劳，心脏出了问题，住进了一家部队医院。那时候，中央有规定，部队不能掺和地方上的事儿，所以这家部队医院还算安宁。不过，在医院待了二十多天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头儿陈伯达出来说话了，说不允许地方上的领导往军队里躲，得让他们去面对群众。这谁不知道啊，去见群众那就是挨整、挨骂，连人身安全都没法保证。华国锋不想拖累别人，就从医院出来了，直接去了湘潭韶山灌区管理局。
造反派寻不着华国锋，就把他的妻子韩芝俊揪出来示众批斗。没办法，华国锋只得再次回到长沙。
华国锋重返长沙后，便踏入了批斗与斗争的漩涡。他随身携带一个简易的书包，里面仅装有生活必需品——牙刷、牙膏、毛巾及换洗衣物，随时准备接受各种形式的批判与斗争，同时还要进行反思与检讨。
1967年1月份开始，老百姓自发的团体慢慢分成了两个对着干的阵营，双方斗得很凶。结果，好多工厂和矿山都停了工，这对生产和大家的日子都造成了特别大的影响。
5月份，有一拨群众团体硬要华国锋站出来明确立场，站到他们那边去。但华国锋坚决不站队。到了5月9号，他和湖南省委农工部的部长万达一块儿写了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希望两拨群众能够和和气气，别互相争斗。
这回可把“工联”和“永向东”这些群众组织给惹毛了。他们觉得，华国锋这是故意栽赃，说他们在煽动群众斗群众，还把这个罪名扣在那些支持革命造反的干部头上。于是，大字报一贴出来，“工联”的人立马就把华国锋和万达给抓了。接着，在湖南省体育馆开了个大会，当众批评他们。会上，还让他们俩穿着单裤，跪在地上。批斗会结束后，这俩人又被悄悄地送到了长沙电器制造厂，给关了起来。造反派怕军区知道这事儿，所以在四五十天里，换了六七个地方藏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造反派开了好几次群众大会，每次都拿华国锋出来批斗。
有一次，华国锋被放到一个烧锅炉的屋子里头，管锅炉的老大爷瞧了瞧他说：“华书记啊，瞧你这一头长发，批斗的时候人家一抓一个准，来来来，我给你简单剪剪头吧。”华国锋心里头挺感激的。于是，这位老大爷就动手给他剃了个小平头。到了第二天批斗的时候，那些造反派想揪他头发也没法揪了，华国锋也因此少挨了些打。
【周恩来电话要人】
1967年夏天，好多地方都闹起了大规模的武斗，整个三湘地区到处都是打斗的场面，就像是陷入了“全面开打”的状态。
为了平息武斗，让社会安定团结，6月份，中央决定把湖南省军区的头头、两边群众组织的负责人，还有一些革命干部的代表叫到北京来碰头，商量着怎么建个“三结合”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周恩来亲自给湖南省军区挂电话，点名要华国锋作为革命干部的代表去北京。周恩来连着打了两通电话，但省军区那边愣是没找到华国锋的人影。到了6月14号凌晨3点多，周恩来第三次抄起电话，这回直接找上了广州军区的副司令员詹才芳，下令他必须找到华国锋，限时送到北京。那口气硬邦邦的，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经过了好一番折腾，广州军区总算是把华国锋给找到了，还把他安全送了出来。
周恩来和华国锋之前并不熟识。新中国成立后，华国锋长期待在湖南工作。周恩来不常去湖南那边，在1966年之前，华国锋也就是在来北京开会时听过周恩来的几次讲话，两人没有过单独的交流。所以，周恩来那三次打电话来，估摸着是听了毛泽东的吩咐。毛泽东坚持要让华国锋参加那个会议，打算安排他进省革委会的领导团队里。
7月份，中央开了个会，主要是商量怎么解决湖南那边的事儿。这个会上，来了不少人，有湖南省军区的头头们，还有地方上的干部代表，以及两边群众组织的领导。会议进行中，中央发了份正式文件给在京的湖南两派代表，让他们商量好“别游行，别打架，别抓人，别堵路，别抢枪开炮，也别叫农民进城闹武斗”这些事儿，商量好了就签字，然后打电话告诉各自的群众组织，保证都照做。
因为湖南省军区卷入了派系争斗，所以在8月1号，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下令让解放军第四十七军进驻长沙，并接手湖南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工作。到了8月10号，中共中央又出了个《关于湖南问题的几个决定》，明确说第四十七军来管湖南的“文化大革命”。还决定搞个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的筹备小组，让第四十七军的军长黎原当头儿，华国锋和中共湖南省委的候补书记章伯森当副头儿。文件里还特别说了，得“狠狠刹住武斗的风，不准鼓动农民进城或者让工人、学生下乡去搞打砸抢抄抓这些事”，“不管哪一边，以后都不许找借口抢解放军的枪，或者去抢军火库和军用物资”。
8月19号那天，去北京开会的湖南代表们，大多数都回到了长沙。
【进入湖南省革委会，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
赴京的代表们回到长沙那会儿，湖南那边武斗的事儿还没消停。从1967年7月开始，一直到8月底，邵阳那边军分区啊、武装部啥的，武器让人给抢了不少，总共有枪818把，迫击炮27个，手榴弹1万多颗，还有子弹大概2500万发。等那些开会的代表们回到长沙隔天，长沙城里头就闹起了大动静，武斗了三天三夜，死了24个人，还有好多受伤的，湘绣大楼也给烧没了。到了9月4号，邵阳那边又斗上了，又有几个人受了伤。
9月5日那天，在武斗的枪炮声中，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大家都叫它“省革筹”，正式宣布成立了。这个小组的领头羊是黎原，副手则是华国锋和章伯森。他们发了个《公告》，里头说了，从那天开始，湖南省里头的党、政府、财政、文化这些事儿，全都归省革筹管。省革筹就像是个临时的老大，它得带着全省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得管着工业和农业生产。
湖南省革命筹备委员会一成立，就马上动手收拢武器，阻止大家用武力争斗，让社会恢复平静。这样一来，全省那些靠武力争斗的事情就慢慢变少了。
10月14号，湖南省革命筹备组搞了个生产指挥部，来管全省的工农生产，想办法把一直下滑的经济给拉上来。华国锋因为懂经济，就被选为了指挥部的头儿，带着大家干。
1968年4月8号，中央那边，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还有中央文革小组都点了头，湖南省的革命委员会就这么成立了。这次啊，黎原挑了大梁，当上了主任。龙书金呢，就是第一副主任。还有其他几位，华国锋、杨大易、章伯森、刘顺文、胡勇、叶卫东，他们都当上了副主任。
1970年4月5号，中央点头同意后，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党内核心团队（就像省委那样）就建起来了，黎原当头儿，华国锋、卜占亚、杨大易他们三个当副头儿。
在那段时间里，毛主席多次召见了华国锋他们一行人。
1967年9月份，毛主席从北京出发，走访了华北、华东还有华中一些地方。到了9月18号，他的专列抵达了湖南长沙。在火车上，毛主席就听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的工作报告。第二天一大早，大概10点钟，他接见了筹备组的头头们，像黎原、华国锋、章伯森这些，还跟他们聊了很多重要的事儿。毛主席强调说，各地的革命群众队伍得团结起来，一块儿干。在咱们工人阶级里头，其实没啥大不了的矛盾。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掌权的现在，工人兄弟们更没有道理分成两拨，对着干。各路人马啊，少在背后嘀咕别人的不是，有啥意见当面提，多找找自己的问题，求个大伙儿都能接受的大方向，小分歧咱就先放一边。
毛泽东也讲过：大多数干部都挺不错，不好的就那么一小撮；得让人家有机会犯错，也得让人家有改正的机会；别动手动脚、打人伤人，得多做思想工作，给干部们松松绑。
毛泽东跟华国锋他们聊起了自己1917年那会儿，靠着两条腿走了上千里路，跑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这五个县的乡下做调研的事儿。他挺有感触地说：那时候的山路，走起来可真费劲！毛主席记性特别好，当年碰到的很多人和事，他都记得一清二楚。
1969年6月份，毛主席又一次回到湖南进行考察。到了6月28号那天，他在长沙会见了黎原和华国锋，听了他们关于湖南工作情况的汇报，并且讲了话。他说，现在有的单位已经分成两派三年了，这样不行，得想办法让大家联合起来，得多做教育工作，把大多数人团结起来，毕竟大多数人都是好的。干部们呢，在解放以后，可以考虑换个地方工作。就算是对待敌人，也得有不同的处理方式，不能随便抓人，抓多了反而难处理。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目标，那就是在十年内把湖南建设成工业大省。当他得知湖南的煤炭生产有了较快的进步时，他很高兴地说：咱们得改变北煤南运的情况，得好好发展湖南本地的煤炭工业。
一听说湖南澧水那边探到了个大盐矿，而且湖南省委已经打算建湘澧盐矿了，毛泽东特别开心，连着说了几声：“不错！不错！真不错！”
这年的11月份，毛泽东又一次来到湖南进行考察。到了11月12号那天，他专门听了黎原和华国锋两人的工作汇报。对于湖南当前的状况，毛泽东挺满意的，他说：“记得前年我来的时候，这里还是乱糟糟的，现在看起来形势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以后可能还会有点小波折，但整体大局已经稳了。”他还提到，党的九大结束后，咱们得一边抓革命，一边推动生产，“湖广这块地方粮食丰收，全国就不愁吃的了”。所以，中南地区的各省得重点抓好农业和粮食生产，毕竟农业是咱们国家经济的根基，粮食更是根基中的根基。总的来说，就是要一边革命，一边搞生产，一边推进工作，一边还得加强战备。
1970年5月份，华国锋跟湖南省的一些领导，特意跑到土家族人多的洛塔公社去做调研。到了那儿，他们还在天坑堵水工程的施工地点，和当地的干部们一起拍了张照片留念。
【推动湖南“农业学大寨”运动】
华国锋当上湖南省革委会生产指挥部的头儿后，趁着武斗慢慢停下来的好时机，照着毛泽东好几次讲话的意思，一门心思放在让工农业，特别是农业，重新振作起来上。
1968年2月29日，眼看春天种地的时间就要到了，在华国锋的大力推动下，省里的革命筹备组、第四十七军还有省军区一起发了个《赶紧搞起春耕生产的动员令》。这个动员令说要快点建好各级管生产的领导班子，还说了农村的生产队不能随便被抢权，各级领导都得跑到田地里亲自带着大家干活、组织生产。这个文件一出，对农村的稳定和及时开始春耕生产可帮了大忙了。
常德县蔡家岗公社的头儿刘春樵，以前可是吃过不少苦头，给地主打了5年饭，又做了18年的长工。新中国成立后，他翻身做了主人，当上了干部，心里老惦记着为乡亲们多做点实事。所以，他经常跟上级领导念叨他们这儿日子多难过，条件多艰苦，请求上面拨款、拨粮、派干部来支援，大伙儿都戏称他为“三要”书记。后来，刘春樵跑到大寨参观学习，一看人家大寨人自力更生、拼命干活的劲儿，特别是遇到大天灾还能做到“三不要三不少”，他心里头那个激动啊，真是受益匪浅。回来后，他立马带着公社的干部和社员们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短短两三年，公社的山山水水全变了样，粮食产量和集体经济收入嗖嗖往上涨，从以前的吃救济粮变成了给国家卖余粮。那时候武斗厉害，可刘春樵从来不掺和。有回，“文攻武卫”指挥部打电话来，让他带500民兵去武斗，他一口回绝：“让我去打台湾，二话不说就去；让我搞武斗，门儿都没有！”再后来，他被靠边站了，也不含糊，背上包就往水利条件最差的芭蕉堰大队跑，带着大队的干部群众埋头苦干了一个冬天加春天，愣是修起了一座水库，让1000多亩农田从此告别了干旱。
华国锋得知这个模范事迹后，1968年4月，他特地前来查看情况。接着，他在湖南全省的大小会议上大力推广，呼吁全省的干部都以刘春樵为榜样。在全省“学习大寨农业经验”的一次大会上，华国锋讲道，在农村地区，咱们得多培养些像刘春樵那样的干部，要成千上万，乃至好几万。有了这么多好干部，再加上团结起一大批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分子，咱们的事业肯定能很快红火起来。
那时候，有些地区没好好执行党在农村的方针，急功近利地弄了些“地方规矩”，把党允许的社员自留地给收走了，也不考虑实际情况，就随便合并合作社和生产队，甚至把政策里说的社员正当的家庭副业也给扣上资本主义的帽子批评。看到这种情况，华国锋带头搞了个《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看法》（试行版），然后在1969年9月17日，用湖南省革委会的名义发了出去，把这种做法给纠正过来了。
华国锋紧跟毛泽东的脚步，决心提升农业水平，大力推动了“向大寨学习农业经验”的活动。从1968年冬天一直到1969年年初，他安排全省各地的农村干部，总共有4万多人，分批去山西大寨实地考察和学习。
在搞“农业学大寨”那会儿，华国锋发掘并推广了两个好榜样，一个是湘南丘陵地带的新田县，另一个是湘北洞庭湖旁边的安乡县。新田县地理条件不咋地，而安乡县条件就好多了。但这两个县在“农业学大寨”活动中都拼了命地干，结果粮食收成涨了不少。华国锋觉得，这两个例子特别典型，很有分量，于是就在全省提倡“向新田学习，向安乡看齐，一起建设咱们的新农村”。这一号召让全省的“农业学大寨”活动火了起来，也大大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回暖和发展。
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乐呵呵地说：“瞧瞧，你们南边有新田，北边有安乡，这路子是走对了。各个地方啊，都得有自己的‘大寨'。”他又补充道：“大寨为啥好？关键就是人家自力更生。别一股脑儿地派人去大寨看，人多了可就成了累赘。你们自个儿动手，建自个儿的‘大寨'就对了！”
在华国锋的推动下，新田和安乡这两个县级榜样之后，他又发掘并表彰了龙山县洛塔公社与邵东县野鸡坪大队这两个基层好榜样。他亲自参与制定了全省向洛塔、野鸡坪学习的方案，还组织召开了湖南省“农业效仿大寨”的实地交流会，把洛塔和野鸡坪的成功做法推广开来。
榜样的力量大得很，没法儿说尽。湖南省革委会管农村那块儿的一篇报道里头也提到过这事儿：
那时候，全省超过120万人跑到洛塔和野鸡坪去参观取经。大伙儿先瞧了瞧洛塔和野鸡坪的自然环境，然后又了解了那里干部群众如何奋力改变天地的壮举，心里头都觉得特别受激励，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前有些遇到难题就退缩的同志，这次也意识到了自己思想上的不足。他们纷纷表示：“社会主义不是等来的，也不是靠别人给的，得靠咱们自己动手干出来。”“想让山河换模样，就得舍得流汗水。”很快，全省范围内就掀起了一股学习洛塔、学习野鸡坪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社队开始效仿他们的做法。
邵东县的野鸡坪大队那边，地界上石头多、水少、土不好，庄稼收成也不行。但从1970年开始，大家就开始学着野鸡坪大队的做法，往那些荒山乱石上开垦，愣是新整出了五万多亩田地，还改了坡地、开了园子九万五千多亩。同时呢，也大力搞水利，现在啊，八成以上的地都不怕旱涝了，粮食产量也是一年比一年多，到了1973年，每亩地都能产上千斤粮食了。再说桃源县，以前啊，那地方山多还光秃秃的，田倒是不少，可就盼着收成好，又怕旱又怕涝，年年都为水发愁。但从1970年开始，桃源县也学着新田、安乡、洛塔还有野鸡坪这些地方，一门心思扑在“农业学大寨”上，那真是革命加拼命，大力搞农田建设，把农、林、牧、副、渔都规划得井井有条，山、水、田、林、路也都治理得挺好。就这么苦干了六年，桃源县大变样了，现在每人都有一亩旱涝保收的田地，粮食产量连着三年都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指标。
“文革”刚开始那会儿，湖南的好多工厂都因为大家打来打去而停了工。华国锋不光忙着让农业重新好起来，还着手恢复和发展湖南的工业。那时候整个经济都挺差的，但华国锋特别看重环境保护，他大力处理工厂排出的废气、废水和废渣这些有害物质，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主持修建欧阳海灌区，毛泽东给华国锋讲了有关舂陵水的典故】
湖南省桂阳县的舂陵江边上，矗立着一座大型的双曲薄拱坝，带有深孔溢流设计。大坝后面，有个大湖，湖水清澈，倒映着周围的山峦和茂密的树林。大坝前面，有两条水渠，它们翻山越岭，分别朝东和西方向流去，总长超过1900公里，分出90多条小渠，经过耒阳、衡南、常宁、衡阳这些市县，给湘南地区的72万亩农田提供了灌溉水源。这就是有名的欧阳海灌区。这个灌区主要是用来灌溉农田的，但它还能防洪、发电、航运，功能多多。灌区的大坝建在了桂阳县，那里出了个舍己救人的大英雄欧阳海，所以灌区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了。
欧阳海灌区啊，它是在韶山灌区之后，由华国锋牵头搞起来的又一个超大的水利工程。
欧阳海灌区的水是从舂陵河引来的。有次，毛泽东来湖南考察时，跟华国锋聊起了舂陵河的由来。他提到，很久以前有个舂陵侯，干过不少好事，老百姓为了纪念他，就把这河叫做舂陵河。这说明，做好事的人，大家心里都是记着的，都尊敬他们。毛泽东给华国锋说这个故事，就是想鼓励他多干点像建设欧阳海灌区那样的实事。
1966年11月6号，湖南省委和政府决定要建欧阳海灌区这个大工程，还选了华国锋来当工程总指挥部的头儿，既是党委书记也是总指挥。
好几个月前，那些勘测啊、设计啊、还有论证的活儿就已经动手干了。华国锋还亲自跑去看过那个大坝要建的地方。
9月份的一天，开了个会，商量工程的计划。那时候，华国锋身体不舒服，但还是硬撑着参加了。大家看他走路都费劲，就把图纸摊开放在他椅子前面的地上。可他看不清楚，就挪到地上坐着看。接着，他干脆趴在图纸上，一点一点地瞧，一条一条地跟大家讨论，直到把整个图纸都研究透了。
1966年10月份，欧阳海灌区的工程开始试着动工了，这标志着整个灌区建设的大幕正式拉开。
说到枢纽大坝的坝型选择，起初考虑过几个不同的路子：一个是那种大头型的坝，还有重力坝，再有就是双曲薄拱坝这个选项。说到这第三个方案，技术相当先进，成本也低，可问题是咱们国内之前压根儿没建过这种坝。虽说国外有那么几个，但规模都不咋地，咱们的技术人员心里痒痒想试试，可心里又没底。
华国锋赞成大胆引进高科技，力挺第三种计划，结果咱们国家建起了首座世界级的大型深孔泄洪双曲薄拱坝。这一下子给国家省下了三百多万的投资，还有一万吨水泥，外加五十万个工作日的劳动力。
在大坝建造的时候，关于大坝该建到多高，大家讨论了很长时间。一种说法是，得照着原来的计划来，建到130米高，因为这样能更好地灌溉农田、发电，也符合大家的期望。但另一种观点是，不如把工程规模缩小点，大坝高度控制在125.5米以下，还得把灌溉常宁县那十几万亩地的左干渠给去掉。他们说，这样做能少淹些地方，减少需要搬迁的人，而且常宁干渠建起来太贵，能用的地方又不多。
当大家对于两个方案意见不统一时，华国锋说，咱们得想想老百姓的好处和心情，最好别改动原来的计划。得好好利用水资源，争取少花钱多办事。常宁离大坝那么近，地也挨着，不给它浇水实在说不过去。1968年7月底，华国锋召集了好多代表开会，听了大家的想法和争论，最后他总结说：咱们先按130米的高度建坝，但刚开始先蓄水到125.5米，移民也按这个水位来安排。等运行一段时间后，再看看情况，有需要就再提高水位，然后安排人搬家。
华国锋提出的这个看法，既兼顾了未来的大局，也贴合了当下的实际，大家都觉得挺有道理。打那以后，持续已久的争论终于告一段落，各方面的人心里都舒坦多了。
从韶山灌区建设的实践中，华国锋琢磨出一个新点子，他建议在灌区的水渠边上建些码头和过桥。结果，光是灌区里的四条大干渠边上，就建起了码头、过桥这些配套设施，加起来有2800多个地方呢，老百姓对此都很高兴。
1970年夏天的时候，欧阳海灌溉区域大体上搞好了。
8月1号那天，灌溉区通水的大庆典就在工程的现场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华国锋上台讲了几句话，还亲自剪了彩，宣告放水开始。
闸门一开，舂陵河水就哗啦啦地涌了出来，它穿过人工挖的隧道，从山那边水库直奔这边的洞口，再顺着宽大的水渠跑向远方。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欢呼声跟打雷似的，响彻山谷，好长时间都没停。
【扩建韶山毛泽东纪念地，毛泽东派人看后表示满意】
湖南省湘潭县的韶山冲，那可是毛主席的老家。这儿有毛主席以前住过的房子，而且啊，毛主席家里有好几位烈士，都是在这儿出生、长大的，后来还从这里踏上了革命的征途。
解放初期，华国锋在湘潭当县委书记时，特意去参观了毛泽东以前住的地方。那时候，因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的糟蹋，那地方已经破得不成样子，华国锋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了让大家伙儿能来参观学习，华国锋拍板决定，让当地政府赶紧给修一修。就这样，到了1961年3月份，毛泽东以前住的那地方，就被列成了咱们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地儿了。
后来，因为来参观的人日渐增多，按照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提议，在距离毛泽东老家大概半公里远的引凤山脚下，又建起了一个“毛泽东同志革命事迹展览厅”。这次是在华国锋的负责下，1964年7月1日这天开始动工的，没想到只用了短短100天，展览厅就建好了，真是个奇迹。展览厅开放以后，还收集到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和堂妹毛泽建的照片。华国锋拿到照片后，立马就赶往北京，给毛泽东看了看。毛泽东仔细辨认了一番，觉得照片很真实。他还问了问照片是怎么来的。毛泽东很开心，在照片背面写了几个字：“原件还你，帮我洗一套送来。”接着，他还吩咐华国锋，把照片也给总理看看。华国锋回到湖南，跟展览厅馆长马玉卿说：“这些照片太珍贵了，你们赶紧洗一套出来，给毛主席送过去。”没过多久，华国锋带着洗好的照片再次去了北京，亲手交给了毛泽东。
“文革”风波一起，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都跑到韶山来瞧瞧。1967年毛主席生日那天，长沙到韶山的火车线开通了，去韶山方便多了。因为来参观的人太多，韶山以前住的老房子和那个展览馆都显得挤巴巴的。后来湖南省革委会成立了，1969年他们商量着要把韶山革命纪念地给扩大一下，这项任务就交给了以前当过湘潭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的华国锋。
韶山那边的“毛泽东同志革命实践展馆”有篇文章，讲了这么一件事。那篇文章是这样说的：
1969年那会儿，韶山这块革命圣地动手扩建了。头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咋样保住韶山冲，特别是毛主席老屋那块地方的原汁原味。在琢磨建筑咋搞的时候，华国锋同志及时给咱们提了个醒：韶山可是革命纪念地，陈列馆不能整得太高档、太洋气，什么高楼大厦、金碧辉煌的都不行。咱们建韶山革命纪念地，得好好琢磨、吃透毛主席那首《七律·到韶山》里“喜看稻菽千重浪”的意思，把韶山的革命老样子给护住了，还得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得美美的。另外，别忘了省着点儿花钱，得节约。
1969年春天，华国锋同志特地跑到韶山来，为的是敲定扩建计划。他一到站，没顾上歇脚，立马就找韶山当地的领导，听他们汇报情况。接着，他迈开步子，直接走到陈列馆后头的山上，实地查看地形。那会儿，有人犯嘀咕，说这山沟地界小，扩建怕是不容易。华国锋同志呢，他先是在地上一步步大概估摸了下面积，然后又亲自拿起皮尺，仔仔细细量了一遍，最后拿数据说话，让大家信服，扩建的地儿绰绰有余。要走的时候，他还反复交代，韶山上的一花一木都得小心保护，他还特意指着山上的树说，东边的树别动，西边的也得留着，特别是那几棵大松树，绝对不能砍。后来，我们照着华国锋同志定的方案干，老百姓都夸好，都说亏了华国锋同志及时把关，陈列馆的建设才顺了毛主席的心意，韶山的革命风貌也给保住了。
韶山纪念馆扩建工程搞定，展品也都摆放整齐了。毛主席特地派人过来瞧瞧，看完挺满意。就连一些外国朋友都直夸，说韶山这个革命老地方整得真不错，既简单又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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